皮德回忆道:
“丹麦共产党中央机关允许我自由说出我的意见,有充分理由使我感到心满意足。《土地与人民》报刊出了我讽刺叛国者和附敌分子的漫画。后来我的讽刺作品的矛头指向赫赫有名的‘马歇尔计划’,指向冷战,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德军国主义化,指向原子禅”。
画家还继续揭露资本家是怎样毫无人道地剥削劳动大民的。他一贯认为他用他的画直接参加了阶级斗争。在一次答记者问时他说: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假仁假义地宣传所谓人权?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劳动权利,他们还奢谈什么人权?我过去和将来都在自己的漫画里揭露令人愤怒的不公正行为。希望我能用我的漫画帮助劳动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自然,画家在《土地与人民》报工作以后,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很快明显地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反动报刊发现这个“有希望的画家失去了幽默才能”。还把类似的污蔑不惜版面地刊登出来。
1947年11月4日,皮德讽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舒泰凯的漫画发表了。舒泰凯在德国占领期间企图拘禁丹麦共产党员,把他们送进集中营。
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突然粗暴地指责皮德,说他是个“放毒者”、。“恬不知耻的小人”。指责皮德是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大家都知道皮德过去和现在都公开反对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
1947年出版的《凡巴赫艺术百科词典》中独立成篇地介绍了皮德,而在197O年出版的丹麦艺术家手册却没有把皮德收入该手册。这可以反映出官方对他的态度。
连不著名的资产阶级出版社也对皮德发起攻击。事先约了稿的书籍插图都违约交给了其他画家。书商和售货亭的售货员把皮德的画册从柜台上取了下来。不要他参加《圣诞幽默》丛刊的编辑工作。皮德的画册从艺术展览馆的陈列架上消失了。这不仅刺伤了画家自尊心,而且影响了他的家庭收入。
关于丹麦战后最初几年的情况和他自己的创作,皮德是这样说的:
“自1945年起反动派就开始反对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特别是共产党员。降低有选举权青年的年龄,选举议会和公共机构的允诺没有兑现。在叛国者中遭到追捕的只是些小罪犯(有的人已经被枪毙),而对曾执掌大权的罪大恶极的大头目却宣告无罪,或者不予追究。自然在那段时间里我在连环漫画里揭露了反动派的不法行为。”
“丹麦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后”,皮德说,“反动派开展了同情运动,不是同情反法西斯的牺牲者而是要大家同情法西斯分子。大家感到奇怪,战前令人崇敬的反法西斯英雄现在成了法西斯罪犯的维护者。他们妄图使我们相信,作为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应该表现出同情心来,这些法西斯罪犯在占领期间犯下的罪行已经被湮灭了。这些鼓吹者中有一个是丹麦著名建筑家和作家,他公开要求不仅释放逮捕的叛国者,而且允许法西斯党存在。我把这个人画进自己的连环画《人道主义者》中,画中的老太婆就是影射他的。老太婆对恶狗猛然扑向孩子不予理睬,当受折磨者用石头来保护自己免受哈叭狗的侵害时,她却叫了起来,赶快跑去帮忙……,不是帮孩子,而是帮助向孩子挑衅的狗。”
在那几年里他画的另一幅连环漫画予头是指向背信弃义的挪威诗人阿尔努莱夫·埃凡达拉的。他曾经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斗争,被法西斯分子关进集中营,是苏联红军解救了他。战后埃凡拉达却投入最黑暗的反动阵营。他竭力反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甚至号召英国发动原子战争来反对苏联。
使皮德与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他进步人士感到激愤的是法庭对叛国者推迟审判,对明显地犯下了叛国罪的罪犯却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丹麦从希特勒占领者铁蹄下解放出来后,当权者答应人民的改革没有实现。交给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审查的大众关心的问题长期丢在抽屉里。在名为《委员会》的连环画里皮德表达了自己的抗议。显然委员会成员渐渐变得无动于衷,委员会变成了石冢,在丹麦,多数石冢是建在海盗的坟上。
虽然收入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时要少得多,但是他对在(土地与人民)报的工作是满意的。战后,皮德收到过资产阶级出版社给他的稿费,他偶尔为他们的书籍画插图和参加《圣诞幽默》丛刊的编辑工作。但是渐渐这些工作没有了,反动力量不能原谅他转到《土地与人民》报工作。妻子是支持他的,她以平静的态度对待家庭收入的减少。但是年复一年.赡养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丹麦物价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收入。皮德和妻子爱伦不得不退掉哥本哈根的房子,搬到以前他双亲住的在阿勒廖达郊区的房子里。
这座低矮而整齐、盖着草房顶的房子,像乌克兰的土坯房,只是没有刷白色和赭色。在这不大的地段上有一块像毯子似的草地,周围种上了鲜花。夏天种在院子里的仙人掌的品种就不少于2O种。其中凡利肯仙人掌还是从索契带来的。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把这种仙人掌装在火柴盒里带了回来。他的小儿子马尔金负责照料这些仙人掌和花,现在马尔金已是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了。大儿子亚尔齐和女儿丽娜继承父业成了画家。亚尔齐近来在写生画上试身手,丽娜在设计纺织物上的图案集方面有超群的天才,她所设计的地毯和挂毯参加过许多次展览。
皮德的房间很舒适。墙上挂着版画、宣传画和绘画作品。在显眼的地方挂着画家母亲富有表情的画像,这是他父亲画的,表情画得很自然。讲排场对这个家庭是无缘的。亚尔齐也忠于这个传统,他也为他的父亲画了幅质朴真实的肖像。
他们把最大房间拨为画室。架子上、桌子上、床头柜上放着成千幅度德的画(每年光政治画他就发表2OO幅以上)。他想不出合适的方法来保存原搞,他抱怨,经常找不到他所需要的画。他为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他的7本书就需要几百幅画。1972年皮德在写给设计者的一封信里提及此事:
“终于选出来了。现在我把从大量积存起来的画稿中挑出来的一叠画寄给你。我曾认为,为书籍选材料不是那么困难的,但事实上极复杂。某些从《土地与人民》报剪下来的画下落不明,许多原稿也沮失得无影无踪。很清楚,许多画被偷走了。从1945年开始原稿保存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谁都可以把他所喜欢的画随手拿走,我的画就这样消失人。其中有一幅连环漫画是关于住房危机的。我在莫斯科出版一本书需要这套连漫画。我徒然地忙着,突然在被拍卖的为《土地与人民》报所收集的资料里找到了《住房依旧》这幅连环画。这幅画卖了350克郎。一个医生把它挂在诊室里。你当然知道,我不会说这幅画是从作者那里偷走的。这不是唯一的事件,《十米》这本书大部分插图没有了。城外来的艺术商人弗莱捷利夏请我在画上签字时,这幅画才突然出现。请我签字是买方向书商提出的条件。已经有25年没见这幅画了,我以为已经遗失了,却突然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想使你知道挑选面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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